真知灼见
——读《走近名家：摄影创作十人谈》
范达明
读完《走近名家：摄影创作十人谈》（吴常云编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3月版），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本读了令你颇有收获的摄影书，一本有真知灼见的书。
真知灼见首先是来自本书作者走近的十位名家。这十位名家，不管他们是拍风光的（严钟义、陈长芬、牛犇东、于天云）还是人文景观的（徐勇），是搞纪实报道的（王文澜、曾璜、贺延光、）还是影楼人像的（于仲安），或者是从事画意摄影的（简庆福），应当说都是在当今中国摄影圈子里堪称最出色、最富创作成就的一流摄影家，也是名气最大的摄影家。他们的言谈虽不属长篇大论，不构成系统的理论，但均为最有专业水准的话题，又均是出自他们自己长年创作实践的切身体会，这就是所谓“实践出真知”，而他们的“灼见”又正是来自于他们的“真知”。比如摄影家严钟义对于“灰色”的体会，就是一种真正专业水准的“真知”——他的“看不够”的“灰色”情结，使得他选择“阴天”、“下雨天”来拍摄风光；他喜欢“冬天的树所表现的出的鲜明的性格”，认为“树和人一样，是有性格的”，而“长满了叶子的树就好像穿上衣服的人，很难看出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他的“灼见”，是来自于他对大自然切身体会的“真知”的。又如王文澜既强调新闻纪实摄影的“瞬间的价值”，又肯定自己的“作品是表现大于反映”，认为“艺术的因素可以用于艺术摄影，也可以在新闻摄影中去尝试”；但最终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去经营”——从这些辩证的见解，分明可以看出这些出于摄影家切身感悟了“真知”的思想脉络究竟是怎样的。显然，王文澜的这一思想是“真”思想，是一元的，即辩证地统一的。
真知灼见又是来自本书的编著者吴常云先生。显然，“走近名家”的不是别人，首先是造访这十位名家并与他们对谈的吴常云先生。吴常云是《中国摄影》杂志的常务副主编。本书的内容全部是来自于他此前在《中国摄影》“影友谈心屋”栏目中亲自撰写的一批访谈录。他在本书“前言”中说，“读者不仅需要看图片，还希望摄影师介绍一下这些图片是怎样拍摄出来的，在拍摄时运用了哪些特殊的手法，在作品中输入了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这就是本书中那些文章产生的初衷。作为访谈录，它是一种对话体文字，有所谓“甲方/乙方”即“造访者/受访者”的人物关系：访谈的目标虽然是名家，后者却是处在受访地位；处在主动出击位置上的恰恰是造访者，是吴常云先生。而成功的访谈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造访者根据自己造访的目的与受访目标对象的特点，来确定并把握一个主要的话题或话题的主题，不至于信马由缰地让受访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犹如汽车司机把握与调节方向盘，造访者往往是通过自己对受访者言谈的悉心听取进而作出及时、主动的发问，来对整个访谈进程加以引导，使之切合于自己目标的初衷与主题。此处也是见出造访者本人是否具有真知灼见的地方。造访者不需自己也是名家，却应当具有与名家所从事的行当相对应的资质。以行家对名家，当是成功的访谈的基本条件。吴常云先生当然是完全有这种资质的行家，从书中可以见出他应对十大名家既从善如流，又从容不迫。在本书的十篇被称为“对谈”（而不是通常的所谓“访谈”）中，我觉得最能体现吴常云先生“访谈”的“对谈性”（甚至“挑战性”）因而见出其真知灼见之处的，是他与富于理论色彩的摄影家曾璜进行的那次“对谈”（这里无法一一细说，主要是吴先生未必苟同曾璜认为“在报道摄影这个大的概念范围之内”包含着“媒体摄影、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三个小方块”的说法，因为吴先生显然认为后三者之间并非“处于界面清晰的状态”；另外，像曾璜咬定“纪实摄影的作品必须是成组的”的看法，也未见得为吴先生所认同，笔者也觉得此点甚为偏激）。这种造访者对受访者的立场与观点保持一定距离与独立性的态度（尤其当受访者的言谈有偏颇之时），正是显示访谈录文章立场之处，也是体现高明的造访者自己的真知灼见之处。在本书中，吴先生的真知灼见，当然还表现在他为全书写的那篇“序”中（如作者认可一幅好照片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要素是：第一，可视性；第二，可欣赏性；第三，趣味点；第四，含蓄性；第五，独创性；第六，情感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书的真知灼见还来自它的责任编辑丁珊女士。诚然，把原来刊印在杂志里的文章汇编成集，也许哪一个责任编辑都会做；但是选编什么文章、由谁来选编、最终选编成为一本什么样的书，却是有讲究的。作为某项专业的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未必个个能成为这一专业的真正的行家——（编辑不是被称为“杂家”吗？）然而在我看来，丁珊女士（其技术职称为副编审），至少在浙江摄影出版社里，当数其中最热爱摄影也最懂行摄影的极少数的几名行家编辑之一。如果说吴常云先生“走近名家”的访谈录是“以行家对名家”取胜，那么丁珊责编吴常云编著的《走近名家》一书，则是以“行家对行家”取胜了。
我们常常听说，汇编的“论文集”不如“理论专著”学术价值高，事实并非一定如此；《走近名家》汇编的甚至还不是“论文”，它只是“对话录”的合集，但是在它有现场感的生动的“对话”形式中（或许还应当像写戏剧小品那样再略有对当事人动作或效果声的提示？）仍然让我读后有获真知灼见的感受。真知灼见未必都潜藏在长篇大论中，只要有“真知”，就能生成“灼见”——就访谈录或谈话录而言，在外国文艺理论的名著中，就有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葛赛尔笔录的《罗丹艺术论》等出色的先例；而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艺术与美学理论，就是用脍炙人口的真正的“对话”形式撰写出来的。
如果说“假知”的读物（若装出“真知”的样子）或许能一时糊弄人，但一读起来，你必定会觉得乏味，并对它失去信任。相反，对于一个求知的读者来说，真知灼见——尽管哪怕是在长篇大论中，它也常常只是三言两语——却总是吸引人的，因为它有知识价值，有逻辑的力量与真理的魅力。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富有真知灼见的好书问世。
